同樣的道理，如果你要英譯一副中文的對聯，你當然也必須選擇把字詞譯成「有對照而相串聯」的樣子

翻譯社翻譯時，要不要讓「形能佐意，音能助義」，那當然也是一種選擇。例如，有一首中文詩叫〈刺客〉，全詩有八段，每段都是三長行加兩短行，用以提示「三長兩短」(在隱藏刺客的人生中，有些人的性命真的是「三長兩短」)。6那麽，在英譯那首詩時，是不是也應該保留那「三長兩短」的形，以便幫助暗示人生的無常？又如，在一首講英國查理王子(Prince Charles) 和戴安娜女士(Lady Diana) 訂婚的中文詩裡，把ڊhappyڋ譯成「哈比」而不譯成「快樂」，是不是更能提示「庶民聞訊，自然是笑哈哈而會比一比」的含義？77.11 至於「要怎樣才能讓話語配合情境(situation)」，這在翻譯時，當然也是選擇與安排的問題。例如，在英譯Chekhov 的短篇La Cigale ڪڊThe Grasshopperڋګ時，裡頭有一句話說到：來參加婚禮的賓客很多，包括ڊa violoncellist, whoseinstrument wept, who frankly said that of all women he knew Olga Ivanovnaalone could accompanyڋ。在這句話的文境/上下文(context) 裡，既然有ڊavioloncellistڋڪ大提琴手) 和ڊinstrumentڋڪ樂器) 等字眼表示話語的主題是音樂，那麽ڊaccompanyڋ一字就應該選擇譯成「伴奏」才對，而非「陪伴」(雖然此字兼有該兩義)。8又如，在踩到別人的脚時說ڊIڇm sorryڋ，那可以翻成「對不起」。可是，去弔慰喪家時說ڊIڇm sorryڋ，那就應該翻成「我很難過」才對。7.12 有時，所謂「配合情境」也包括文類的考慮。例如，〈補破網〉是一條台語歌，歌詞一開頭是「看着網，目眶紅」。如果你選擇把它譯成長長的ڊWhen Ilook at the net, my eye-rims are redڋ，這樣還能像台語歌詞一樣(哀傷的) 唱嗎？如果你選擇把它譯成同樣簡短的ڊSeeing the net, eyes are wetڋ，是不是也就能(哀傷的) 唱了呢？同樣的道理，如果你要英譯一副中文的對聯，你當然也必須選擇把字詞譯成「有對照而相串聯」的樣子。

　


1.18 有人區分 “overt translation” (顯然的翻譯) 和 “covert translation” (隱然的翻譯)，前者是譯文 (放在接受它的文化裡) 被看得出顯然是翻譯的結果，後者則看不出是翻譯的結果。前者可能保留太多源頭語與源頭文化的特徵，後者則經過再造的過程，暗中把源頭語與源頭文化的特徵歸化成目標語與目標文化的自然樣貌，讓人看不出那是翻譯 (House, 98-100)。1.19 分類是人為的工夫。按照任何標準，都可以把翻譯加以分類。例如，按照原文與譯文的長短單位，可以分成「字詞的翻譯」、「語句的翻譯」、「段落的翻譯」、「篇章的翻譯」、「整部作品的翻譯」等。按照所翻的文類，可以分成「文學作品的翻譯」(包括詩歌翻譯、戲劇翻譯、小說翻譯、論文翻譯等) 和「非文學作品的翻譯」(包括人文社會科學文章的翻譯、自然科學與應用科技文章的翻譯、日常生活報導的翻譯等)。林語堂按照譯文對原文的忠實程度，把翻譯分成直譯、死譯、意譯、和胡譯四種。比較忠於原文字詞的是「直譯」，比較忠於原文含義的是「意譯」，而過分忠於字詞的是「死譯」，過分不忠於含義的是「胡譯」。胡譯等於誤解後的仿作。91.20 翻譯確實不是「創作」或「創意的寫作」(creative writing)。「創作」是作者在經歷人生後，有技巧的把心思 (ideas) 或感受 (feelings) 用文字表達出來的行為。創作所根據的是來自人生、來自經驗世界的心思或感受。翻譯所根據的則是經由創作所產生的東西/作品。或許我們可以說：讓人經驗的整個世界是上帝創造的「大文」(Great Text)，作者寫出的作品是他個人創造的「小文」(small text)，而「大文」就是「小文」的「原文」。因此，創作就是把「大文」當做原文而將之轉成「小文」的特種「翻譯」。
　


中西文化交流重要來源之一，相信大家都聽過馬可波羅，在他的傳記裡面，寫了有關中國的很多事蹟，這個為中翻英以及翻譯社文化，帶來了很多的貢獻，因為馬可波羅從中國帶回很多東西到了西方國家，中間的過程，中翻英、英翻中，翻譯社的行為，可說是一種革命性的發展，馬可波羅（Marco Polo, 公元1254－1324年）是意大利威尼斯威尼斯：威尼斯是當時地中海地區的商業中心，東西方商品的集散地，居民大都是商人。蒙古西征以後，威尼斯的商業勢力從小亞細亞、西亞和南俄羅斯一直伸展到中亞和遠東。人，中世紀著名的旅行家。公元1271年隨同父親尼古剌（Nicolas）和叔父瑪竇（Matteo）前往東方。公元1275年抵達元朝的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東），此後旅居中國十七年，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多次奉命出使外地，遊歷中國許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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