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指字詞語句的含義，而他所說的「風格」(style) 應該是指字詞語句表現含義的樣子或方式

到底翻譯社翻譯時有多少層面要考慮讓它「最接近」呢？在奈達給翻譯所下的定義中，他說了「先在含義方面，次在風格方面」這句話。依他的看法，譯文要在含義與風格兩方面相等於原文。奈達所說的「含義」(meaning) 當然指字詞語句的含義，而他所說的「風格」(style) 應該是指字詞語句表現含義的樣子或方式。兩者實際上就是「內容與形式」 (content and form) 或「內容與表現」 (content and expression) 的區別。我們可以說：一在語意的層面(semantic level)，一在語意之外的其他層面，也就是一為裡，一為表。當貝爾 (Roger T. Bell) 把翻譯的「相等」(equivalence) 區分為「語意的」(semantic)和「風格的」(stylistic) 兩方面時 (6)，同樣是這個意思。3.5 任何語言的字詞語句當然都有含義。翻譯時，在相等原則之下，就是要讓原文之字詞語句的含義跟譯文之字詞語句的含義相等。不過，字詞語句除了有本身的「含義」(meaning) 之外，也有使用在某種場合所產生的「用意」(significance)。2 例如，當甲跟乙說 “I am well” 時，他的話不僅有「我很好」的含義，也可能另有「我身體健康，你可以放心」的用意。翻譯時，在語意方面，要力求相等的應該包括「含義」和「用意」。原則上，譯文既不可模糊或扭曲原文的含義，也不可模糊或扭曲原文的用意。例如，把 “I am well”譯成「我還健在」 (表示「我還沒死，你不用有任何居心」)，這就很可能扭曲了原文的含義與用意。3.6 含義 (meaning) 和用意 (significance) 合起來就是「意義」(sense)，中文有時把它簡稱為「意」，有時簡稱為「義」。通常，譯文的第一項任務確實是要把原文的意義 (含義和用意) 相等的表現出來。可是，在一些特殊場合，含義可能不是第一考量，甚且可能不必考量。例如，在翻 “Ah!” 為「啊！」時，你可能先考慮講話的情境、語音，再考慮「表示感嘆」的用意，而不會想到“Ah” 的含義。在翻 “Shakespeare” 為「莎士比亞」時，你可能只考慮到語音，而不考慮其含義 (「搖矛」)，也不會想到那姓名帶有任何用意。
　 　


中文的語音跟英文的語音也相當不同。中文有些音是英文沒有的(如「之」、「吃」、「施」、「日」、「雨」等的字音)；英文有些音也是中文沒有的(如ch,sh, th, j, r, v, z 等常發出的子音和ڊmadڋ一字裡的母音)。中文一字一個音節，字音通常以母音或-n, -ng 的聲音結尾。3英文一字可能一個或多個音節，許多字以母音或-n, -ng 的聲音結尾，但也有許多字以其他子音結尾(如pub,pop, mud, sot, stiff, move, buzz, boss, wash, watch, judge, wool, bottom 等字的尾音)。中文的同音字很多，英文的同音字比較起來算很少。在中、英互譯時，如果要音譯，往往找不到完全相等的字眼，因為字音有實際的差異。例如，ڊRobertڋ的發音實際上並不全等於「羅伯特」，而「豆腐」也並不全等於ڊtofuڋ。其實，因為字音差異與同音字的關係，在譯音時往往會有不同的抉擇。例如，ڊObamaڋ有「歐巴馬」或「奧巴馬」的不同翻譯社譯法，當然也可以是「歐巴瑪」或「奧巴瑪」。
　


提高本地雙語水准，就地取材，大力培養華英雙語精英，保住新加坡的雙語優勢，才是可取之道。在新加坡同中國多方面交往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完全依賴外人，我們必須有自己的雙語人才炤顧我們在語言上的需要，包括來往文件的書寫和翻譯社的工作，以及雙方會面交流的口譯工作。這種情形，就象訴訟那樣。起訴人和辯護人，都必須有自己的律師代表辦案。只有這樣，各自的利益才可以得到應有的炤顧。這是因為雙方律師，經過各自的噹事人交代清楚，參閱各有關文件，做好准備工作之後，對各自的案情都有把握，辦起案來自然熟能生巧，應付自如。如果新加坡同中國交往，沒有自己的翻譯，而需要靠中方提供的翻譯，那並不是理想的安排。那是因為中方譯者可能因為不了解新方的國情、內情和語言習慣，更可能因為沒有做好准備工作，論文翻譯時譯得不完整，詞不達意，或者因誤解而誤譯，從而產生誤會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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